青铜原料网络

上一集呢，我们提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多青铜器，原料从哪里来？之前我们说过，西亚和欧洲的青铜，从原料、生产到消费形成了一个远距离的贸易网络，那么中国也有这样的贸易网络吗？

中国有青铜贸易网络吗？

生产青铜需要铜，需要铅，需要锡。

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铜，不过不是很丰富；锡呢，中原基本没有，大部分在长江流域还往南的地方，像两广、云南、贵州、四川。中原的青铜原料难道来自那么南的南方吗？要知道，欧洲的地中海地区水路通畅，贸易网络就比较容易建立，但是中国的中原和两广云贵川之间隔差千山万水船商时代这样远的运输能力可能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先得要确定，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到底有没有使用南方的原料。那么，有没有可能判断出一个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有一个办法。青铜器大都含铅，铅元素由四种同位素（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占同一位置的元素，其原子序和质子数量相同，可是由于核子中所含的中子数目不同，故原子量与放射性不同）组成，不同的铅矿，它发育的地质环境不一样，这四种同位素的比例也不一样，而且加入到铜器之后，这个比例也不会改变，所以研究铅同位素往往可以判定矿石的来源，这在考古学上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

1987年，科技考古学家金正耀先生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他选了12件妇好墓青铜器样本，在中国科技大学铅同位素实验室测定了铅同位素比值，结果发现，其中有五件里面的铅，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的铅矿是这样的数字，那就是现在还在开采的云南永善金沙厂的铅锌矿，在云南四川交界的地方。

问题是，铅矿的分布比较广泛，其实并不难找，完全没必要这么千里迢迢，从云南运过来。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云南在古代有很多锡矿，比如个旧、大理、楚雄都有锡矿，个旧到今天还号称中国锡都呢。殷商其实需要的是这里的锡，连带着把铅也带过去了。

晚清时期的铜、铅、锡等矿藏的分布，及区域考古学文化和主要遗址

还有，四川三星堆的铜料也发现了这种铅，所以单从这个个案来看，商代就存在一个把云南、四川等地的出产汇聚并且运送到殷商的物资流传网络。我在高德地图上查了一下，从云南的永善金沙厂到河南殷墟，今天走高速公路的话是1777公里。商代的交通条件，不说你也知道很原始，还隔着千山万水，蜀道之难，更是难于上青天，商人的资源获取能力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我们也不能觉得商代的政治中心好像就是被动的接受这些资源，好像古书里所写的，各地向中央进贡土特产那样。实际上这个网络是商代的人积极开辟出来的，开辟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资源，而必须远距离获取、又为中原政权所必须的，就是金属矿藏。

我们举一个例子。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遗址，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一次，出土了475件青铜器，超过了妇好墓，是单一遗址中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新干县在江西中部，已经和中原有一定距离了，过去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在商代肯定是蛮荒之地，文献上也没有任何记载。可是把它放到商代的青铜网络里看，在这个地方发现青铜器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就在大洋洲旁边，只有二十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商代古城遗址，叫吴城。吴城是什么呢，就是殷商安在这里的一个据点，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铜矿，所以吴城有一个比较大的生产青铜器的区域。大洋洲的青铜器里面，有商代样式的，也有本地特色样式的一一本地样式的特点是老虎形象，人也像老虎，往往一个大嘴巴，两排大牙齿，萌萌哒。这说明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有一种土著文明，也许这种土著文明比较喜欢老虎。但是商人在此建立据点以后，跟这种土著文明建立了某种政治联系，商人的政治影响就辐射到了这里。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遗址出土的伏鸟双耳青铜虎

中国的铜矿，以长江中下游最多，江西的铜矿就属于这个铜矿带，比如九江的铜岭铜矿从商代早期一直开采到战国：在长江中游，湖北大冶的铜绿山铜矿从商代晚期开始开采，一直开采到今天，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保存得最好的早期矿冶遗址，商周时代的铜，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另外就是川滇地区，都在南方，诗经里说，“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所谓“南金”，就是南方的铜矿。商朝人频繁的对外战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控制青铜资源，保障这个资源流通道路的顺畅。

当然，这个资源流通网络一旦形成，流通的货物就不止是青铜。单说妇好墓，里面的玉器过去认为有一部分来自新疆的和田，现在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总归是西北一带；殷墟其他地方还发现过鲸鱼骨，还发现了6800枚海贝，这些东西的原产地都远离中原。所以商朝对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虽然未必有直接管辖，但是却保持着可靠的影响力，这是商人国家扩张的重要动力。

这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青铜时代的这个重要特点，我们跟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比较一下，会更清楚。

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贸易有什么不同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除了地面比较平整之外，其实它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水灾旱灾频繁，土壤还盐碱化。关键是，没有多少金属矿藏，没有石头，甚至连木材都没有。这些统统都要依赖进口，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过的各个文明基本上都是商业社会。就像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的，“在美索不达米亚，货物在城市间的流通就如同一场组织严密的比赛中的橄榄球”，非常快速而且井然有序地传来传去。在已经发现的泥板文字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收支账册、商业往来信件等等。前几集我们讲到的那个差评信就是其中之一。

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网络非常庞大。往东到印度河流域，往南甚至到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往西到欧洲，都有贸易联系，称得上是古代世界的货物集散中心。围绕这些商业活动，他们发明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商业合伙人制度，大家平均出资，生意做完以后再到神庙里面平分利润；比如他们有商会，国家也有专门管理商业的官员；比如他们有可以借贷的钱庄，等于是早期的银行。

苏美尔文明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网络

这其中最重要的商品，就是制作青铜所需要的铜和锡。对金属的需求可能是刺激它建立这么庞大的贸易网络的最大动力。他们的铜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和托鲁斯山脉，还有巴林，锡主要来自伊朗高原。

安纳托利亚地区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最重要贸易伙伴，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在安纳托利亚的若干城市建立了商业殖民地，其实类似一种办事处，有商会在这些办事处组织贸易活动。但是，双方的往来一般也仅限于商业，大家在政治上是各自独立的。

这就跟大洋洲遗址体现出来的商代历史很不一样了。大洋洲这一带虽然也能铸造青铜器，但是那些最重要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来自殷墟，这等于是说，这里实行的，至少在上层社会实行的，大概主要还是来自殷商的政治规则。

因此呢，大洋洲和般墟的关系，主要不是贸易关系，而是一种带有统属性质的政治关系。这背后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说过的，对于政治中心来说，青铜器特别青铜礼器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国家必须垄断。这种垄断的需求，也变成国家扩张的动力。早期中国之所以能慢慢形成土地辽阔的大一统国家，不像青铜时代的西亚和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同样的文明要素，多样的文化表征

比较西亚、欧洲的青铜文化和中国中原的青铜文化，就能看出，中国跟西亚和欧洲文明的发展道路的确很不一样。照张光直先生的说法，西亚和欧洲的青铜器大部分用于生产，它是靠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实现进入青铜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国呢，是通过政治革命，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把物质财富都集中到国家手里面，这样进入的青铜时代。

虽然这个政治革命究竞是怎么发生的，礼仪和祭祀怎么就成了社会的中心，这个过程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从青铜时代开始，青铜礼器所代表的礼仪就在这个国家的结构和运行体系里面，处于一个标志性的地位，而政治就诞生于礼仪之中，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中心的社会。

带着这样一种理解，再来看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三星堆，或者就能明白，无论三星堆跟中原地区的文化有多少不同，它们的那些奇奇怪怪造型的青铜器本质上跟中原一样，是一种礼器，而不是生产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三星堆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其实是比较接近的，跟西北、北方的青铜文明是比较疏远的。只不过呢，三星堆的青铜礼器看起来宗教色彩更浓一些，世俗色彩更淡一些而已。

我们总说，科学无国界。欧洲也好，西亚也好；三星堆也好，中原也好，他们所用的青铜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都是一样的，可能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老师教的，不过这种技术在不同的社会里面体现出来的文明面貌，那可是千差万别。古人说“月印万川”，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映照到世间的各种水面上，却又化身万千，各自摇曳。同样一个月亮，映到大海上，映到江湖中，映到秋夜的池塘里，映到独饮的茶杯里，各有各的别样风景。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同样的文明要素，多样的文化表征，这两条线就像是并行缠绕的双螺旋结构，纪录了人类社会的遗传密码。

好了，有关青铜器的六集现在就都结束啦！青铜器虽然是器物，但是器物和人类文明的互相塑造其实是很深刻的，特别在早期中国文明这个个案里面，我们看到器物上面有文明，有秩序，有权利，甚至有国家。所以我们讲的是青铜器，实际上涉及的是技术传播和文明比较的问题。下一单元我们会稍微轻松一点，讲讲食物的全球史，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