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埃及文字

上一集，我们通过东巴文看到了文字的原始形态，可以推断人类从图画等要素当中，抽象出了最初的原始文字。如果我们把文字比作人的话，就好像回溯了婴儿的初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他的少年时代是如何成长的。在文字的少年时代，东亚有甲骨文，北非有古埃及文字，很多人都会把这两种文字叫做“象形文字”。古埃及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吗？这个问题将成为破解古埃及文字之谜的关键。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古埃及文字的破解，这是一段文字学史上极其精彩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要先从拿破仑讲起。

罗塞塔石碑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组建同盟，围剿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天才波拿巴·拿破仑脱颖而出，击败了第一次反法联盟。战后，拿破仑担心自己功高震主，索性向督政府报告，请求进攻埃及，借着这个机会离开巴黎。

拿破仑的这个举动，可能还有更深刻的含义一一他要重现两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绩。拿破仑去埃及的时候，带上了不少当时欧洲的顶尖学者，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傅里叶就在其中。这很可能是拿破仑在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因为当年亚历山大征伐波斯的时候，就带上了大批学者，后来的千百年里，欧洲人对东方知识的了解，全都依仗这些学者当年的记录。

拿破仑发动的这场远征埃及的战争，在军事上以失败告终，但在文化上的影响很深远，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征战之前，西欧跟埃及的交流，比起古罗马时期要少得多，那时的西欧人对埃及了解不多，认识也不全面。当随军的学者把笔记和文物带回到欧洲以后，这个离欧洲不远却无限神秘的文明重新成为了大众的焦点。一时间，埃及热的浪潮席卷了法国，到处都是模仿埃及神庙、埃及狮身人面像和埃及方尖碑造型的建筑。就连拿破仑称帝后，国徽上也没有用法国传统的百合花，而是用了埃及法老的标志一一蜜蜂。

建筑可以模仿，图案可以拿来用，可是没有人能读懂埃及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欧洲人早就听说过，也在神庙和方尖碑上见过这些字。可是在公元1000年以后，埃及已经伊斯兰化，普遍使用阿拉伯语，古埃及的语言不再通行。在古埃及语失传的情况下，破解古埃及文字自然就陷入了死局。

幸运的是，在拿破仑的军队征战埃及的时候，他的士兵在罗塞塔地区发现了一块石碑，有了这块石碑，破解古埃及文字的工作，终于前进了一大步。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罗赛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的价值，在于上面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写了同一段铭文。其中一种是古希腊文，还有两种是不同的古埃及文字。埃及曾经也使用过古希腊文，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属下托勒密获得了埃及作为领地，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埃及进入希腊化时期。所以，这块出自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罗塞塔石碑上，就同时铭刻了希腊文字和古埃及文字。到了18世纪晚期，不少欧洲学者已经能读懂古希腊文了，有古希腊文做对照，解读古埃及文字就有了桥梁，不再是瞎子摸象了。

一场破解圣书体文字的学术竞赛

罗塞塔石碑上的两种古埃及文字，一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谓“象形文字”，称为圣书体（也叫“神圣体”）。另一种比圣书体更符号化，称为通俗体（或者叫“世俗体”）。除了石碑上的两种埃及文字，在别的地方还发现了第三种，叫做僧侣体。现在我们知道，圣书体大概就相当于汉字的小篆，僧侣体是工整的手写体，通俗体是日常的草书。
古埃及圣书体文字

这都要靠当时专家的一步步探索，后来才知道。解读罗塞塔石碑，是从通俗体开始的。在古希腊文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人名和地名，比如说法老的名字“托勒密”，在通俗体铭文的相应位置，大家也找出了对应的文字。但解读圣书体却迟迟没有进展。因为从一开始起，所有人就都走错了方向，以为只有抽象一点的僧侣体和通俗体才是文字，而象形的圣书体是一种神秘的符号，蕴含着神圣的真理，是祭司们故意用图画来掩饰不能告诉普通人的预言。

比如说，希腊文和通俗体文本里的人名“托勒密”，在圣书体文本的相应位置，人们也找到了一组反复出现的符号，这个符号是用一个椭圆形的外框圈起来，框里画着凳子、面包、狮子、芦苇等等。人们猜测说，是不是因为“托勒密”在希腊文中有“战争之子”的意思，所以圣书体里的这组符号就是在用图画来展现“战争之子”这个意思呢，你比如说，狮子是不是就代表战争啊。依照这样的想法，最初大家解读圣书体就像是小学生的看图说话，各自发挥想象力，各自编故事。

就这样，圣书体的研究停滞了很久，直到有人找到了突破口。

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学术竞赛当中，真正有竞争力的参赛者到后来只剩下两位。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托马斯·扬，另一位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托马斯·扬是个天才富二代，19岁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员。舅舅去世给他留下了房子和大笔现金遗产，甚至还有个图书馆，他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托马斯·扬的兴趣很广，有人称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恐怕不是夸张。他的本职是医生，但是熟悉物理学的人都知道，他通过双缝实验证明了光的波动形式，驳斥了牛顿的光微粒说。没想到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他也大有作为。

跟一路顺风顺水的托马斯·扬相比，商博良的人生相当不顺。他也是从小就天赋过人，11岁就已经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在他哥哥的督促下，又陆陆续续地学习了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叙利亚文等。但成年以后，社会环境给他造成了很多阻力。当时法国处于大革命之后的伤痛期，时局动荡。商博良曾经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被迫失去教职，还遭到流放。他一度陷入贫穷困顿，又病痛加身，对古埃及文字的研究几次遭到中断。

对商博良更不利的是，他还不像托马斯·扬可以接触到罗塞塔石碑的实物。罗塞塔石碑虽然是法国人发现的，但最后却被英国人占有，法国人只留下了一部分拓印。商博良手上有两个拓本，内容却不一致，他只好写信到英国，希望获得一份完整的碑文副本。说来也巧，这封信没有寄到古文物学会，却寄给了皇家学会，也就跑到了托马斯·扬的手里。要知道，破解古埃及文字不止是扬和商博良的个人竞争，这在当时还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托马斯·扬对商博良的请求敷衍了事，商博良只好转向别的铭文材料，没想到这一转，却有了意外的进展。

1822年9月14日，大病初愈的商博良飞奔出家门，冲进他哥哥工作的法兰西研究院，把一叠草稿纸扔在哥哥的办公桌上，大喊一声：“我找到了！”一时激动，他竞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据说整整昏迷了五天。半个月后，商博良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自已的发现，宣布破解了古埃及文字。那天托马斯·扬恰好也在巴黎，听完商博良的演讲后，向他表示了祝贺。这其实是两个竞争者的第一次见面。

圣书体文字不是象形文字？

究竞商博良发现了什么激动到晕倒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古埃及的圣书体文字，不是象形文字。

我们前面说过的，圣书体中“托勒密”的写法，包含一只狮子的图案。其实这个狮子图案的符号，既不代表狮子，也不代表战争，只是借用“狮子”这个单词在古埃及语里的谐音，来表示托勒密（Ptolmys）里的1这个音，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语音符号。圣书体里的文字，有的是用形象来记录语言的内容，有的是用某个发音相同或相似的形象来记录语言的读音。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搞不大明白？

其实，对于我们熟悉汉字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比如说，汉字的“卡”这个字，上面一个“上”，下面一个“下”，表示不上不下，卡ka在当中（如果是北方人，可能会说qia在当中）。

这个象形的“卡”字，如果用在外来人名、地名的译名里面一一比如说卡特、卡塔尔、斯里兰卡一一用在这些里面，则是不折不扣的谐音，和不上不下的意思完全没有关系。你看英文人名“卡特”的汉字写法，“卡”是一个上一个下，“特”是牛字旁，右边加上寺庙的寺，如果非要说这两个字代表“寺庙里一头不上不下的牛”，自然是撞破头也不会明白“卡特”真正的意思。

托马斯·扬和商博良要是会写汉字，说不定破解古埃及文字就没那么波折了。你还记得在上一集，我们提到的那位写《中国图说》的德国人基歇尔吗？他不是说汉字是古埃及托特神传授给伏羲的嘛，虽然是想象之词，但有一点他蒙对了：汉字跟古埃及文字虽然起源不同，但原理一致。

腓尼基字母表

顺便说一下，古代埃及文字，是很多文字的源头。古埃及文字是原始西奈字母和古代腓尼基字母的源头，腓尼基字母又跟希腊字母有关系，对，当然就是那个欧洲文明源头的希腊。埃及在地中海的南边，腓尼基在东岸，北边和它们隔海相对的就是希腊。在希腊神话里，古代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到希腊去寻找被万神之神宙斯走的妹妹，怎么也找不到，他没有办法，又没脸回国，就在希腊住下来，也把腓尼基字母带到希腊，促成了希腊字母的形成。希腊字母又是后来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等各种文字的来源。

好了，说完古埃及文，下一集我们就回头向东，来聊一聊汉字，为什么说汉字和古埃及文字都不是象形文字，这两种文字跟古埃及和古中国的历史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感谢收听，下次再会！